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家：上半场追求的是“简历美德”，下半场追求的是“葬礼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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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丨吴伯凡
前段时间在上海参加了华为的全联接大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会。参会人数差不多有两万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国外的行业分析师，或来自国外的媒体，国外的合作伙伴，我第一次在国内参加这样规模的行业大会。
我当时特别有感触，没想到我们中国的企业能举办一个这样万人规模的会议。当时一起去参会的几个朋友，大家都在感叹，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多开这样的会，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
开会期间，有一条我不知道怎么定位的一条新闻在手机上刷屏，王健林先生的一句话：“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挣他一个亿。”，这句话引发了无数的吐槽、感叹、批评、赞扬等等。
这条花边新闻的关键词有几个——一个是“首富”，一个是“一个亿”，一个是“小目标”。这几个词一串起来，就像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一下子就能够产生一种别样的意味，大家就觉得这里头意味深长，都有话可说。
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场合看到这样的新闻，看到这些林林总总的关于首富、“一个亿”和“小目标”等的讨论，说不定我也会被这种娱乐精神所感染，自己也会去说上几句，但是因为正在参加一个两万人大会，我就娱乐不起来。
我当时在想，我们的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什么时候不再热衷于谈什么首富，更多的关注财富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说明我们大众的心智、媒体的心智变得成熟了。
一个人在乎什么几乎是宿命的。一个人的出身、经历，他的学养、社会的氛围可以说决定了一个人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或者说他的夙愿是什么。我看过一篇文章，比较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这两位女性是同时代的，一个在西半球，几乎在统治整个世界——日不落帝国，另外一个统治着中华帝国。虽然日不落帝国是蒸蒸日上，中华帝国那个时候正是落后挨打的时候。
这两个非凡的女性，他们最终的作为相差很大，原因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精神资源的差异。什么是精神资源？就是从小到大，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他的眼界、包括他读过的书、听说过的事情，他生在其中的整体的文化氛围就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资源是丰富还是贫乏。
维多利亚女王最爱看的作品是莎士比亚，慈禧太后也爱看戏，她最爱看的戏好像是四郎探母。从这一点小小的差别都能折射出两个人精神资源的差异，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最终的作为。同样是掌握着一个帝国大权的女性，由于精神资源的不一样，最后的结局和作为非常不一样。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首富这个事。都是首富，但是首富的精神资源不太一样。很巧的是，前不久我看到了比尔·盖茨的书单，严格的说那不叫书单，它不仅列出了一些书，而且对每一本书还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比尔·盖茨不管每天多忙，必须抽出一个小时看书。这个书单里的第一本书叫《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也就是《性格之路》。这本书有一对核心概念——“简历美德”和“葬礼美德”。
所谓“简历美德”就是你在写简历的时候特别要向别人强调的那样一些品格和能力。你为什么要突显这些东西呢，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是让未来的老板能够赏识你。但人还有一种美德就叫“葬礼美德”，就是葬礼上、追悼会上人们谈论你的那些美德。
这两种美德是很不一样的。前一种美德是你拿它来挣饭吃的——比如说你办事干练、执行力强、有团队精神等等，这些美德更多的是跟你自身的利益相关。
而葬礼上的美德是和别人的利益相关，比如说在悼词里面有这样的话：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他是一个极富公益心和慈善心的人，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葬礼上说的都是这样一些话。
比尔·盖茨之所以推崇这本书，并把它放在书单的第一本，原因其实不难理解。记得十多年前，比尔·盖茨有一个演讲叫《更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当时他说，资本主义有一个巨大的弊端。
这个弊端是什么呢——本来一个产品社会上稀缺，在资本家看来是有利可图的，他就会去投资。这样这个产品就会变得丰富，大家就都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一方面是投资者赚到了钱，另一方面是广告的消费者也获得了利益，这样好像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但在比尔·盖茨看来，资本主义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需求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挣更多的钱。他之所以去投资那些社会需要的产品，原因是因为能够赚钱。如果社会需要，但是不能赚钱的话，他是不会去投资的。甚至反过来，一种东西是可以造福于社会的，但是妨碍了资本家去赚钱，他一定会想各种办法去避免甚至去阻止这件事情。
举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心脏病、癌症这是人类面临的三大杀手。以糖尿病为例，全球得糖尿病的人数越来越多，每年都是有一个比率在增长。我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数字说，在2030年的时候人类差不多会有一半的人会得糖尿病。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可是对于生产药品的企业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数字，因为得糖尿病的人越多，这个产业的规模就越大，即使他们有能力研制出一种攻克糖尿病的特效药，但是他会不会去生产这样的药，癌症、心脏病也是这样。
所以比尔·盖茨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他提出了一种方案而且去实施这种方案：他把他挣的所有的钱，包括巴菲特的钱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大的基金，同时这个基金还会吸纳更多的钱。曾经有一年，他和巴菲特到中国来，劝中国企业家来捐款。不是捐给他，是捐给他的基金会。
他拿这些钱去干什么呢？他认为你不能指望这些医药企业去生产这些癌症、糖尿病的特效药。这个事相当于是砸自己饭碗的事情。这种砸自己饭碗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他们不阻止你这样做就不错了。所以他拿这笔钱就专门用来攻克那些越来危及人类的健康，但是又同时要医药企业大发其财的那样一些疾病。
他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所谓创造性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的，能够触及到商业不能触及到的那些死角。而这些死角恰恰是人类亟待解决的那些问题。包括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把自己的99%的钱也捐出来，他也要去做同样的事情。
当我说了这些时候，可能有的朋友觉得我是唱高调了。其实这真不是什么高调，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信念，就是首富的能力和责任。
首富，当然是有赚钱能力的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赚钱干什么？首先，第一步，你为什么能成为首富？你一定是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这个时代最需要什么。所以美国历史上的首富常常是跟那个时代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性的产品有关的。
比如卡耐基成为美国的首富，是因为当时美国正好是处于工业革命的初期，蒸汽机出现以后要修大量的铁路。修铁路就需要大量的钢铁。因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所以他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洛克菲勒，石油大王；比尔·盖茨之所以成为首富，他把握了时代的需求和机会。用他的话说，是让每个人的书桌上都要有一台电脑。这个需求量太大了，所以他就成为首富。
所以，首富的第一步就是把握时代的真正的需求、基础性的需求。同时也就意味着是巨大的需求。然后，你抓住这样一个商业机会你就成为了首富。首富的第二步是你赚的钱不是为你自己赚的。这些钱汇聚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的下一个责任就是继续寻找需求。
这个需求可能不再是商业上的需求，你拥有了对巨量财富的支配权的时候，你把它用在哪儿。所以卡耐基有一句名言，人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你赚到了这些钱，你没有拿它去干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是可耻的。所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把这笔钱拿出去，创造社会价值，满足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是商业投资者不感兴趣的，但是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社会需求的那样一些事情。
比尔·盖茨的一生，也是这两步走。德鲁克的说法是，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是用商业的手段聚集财富，下半场是把聚集的这些财富去投向商业投资不感兴趣的那些领域，为社会造福。简单地说就是，上半场追求的是“简历美德”，下半场追求的是“葬礼美德”。
一些朋友听到这里可能要皱眉头了，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是发展是硬道理，挣钱是第一位的。不要去奢谈什么慈善、创造社会价值。企业家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解决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
这当然也没错。所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到中国来劝捐的时候碰了一鼻子灰。他们之所以碰了一鼻子灰，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是错位的，所以他们到中国来劝捐有一种自说自话的意味。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和慈善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一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了一个法案——减少美国的遗产税，因为美国的遗产税是很重的，差不多三代往下传就没了，政府把钱收上去了，政府之所以减少遗产税，是为了减少富人们为社会过多承担责任。
这样的法案提出来之后，照理说富人们应当是欢欣鼓舞的，应该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两人自己出钱在纽约时报上买了四天的整版广告，反对这样的法案。说如果这样的法案一旦实施的话，将会毁掉美国的未来。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遗产税积累以后，富人的孩子们就成为食利阶层。他们就会躺在祖辈、父辈留下的财富上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也就剥夺了许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创新者的机会。长此以往，美国就会衰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法案将会毁掉美国的未来。所以一定要收很重的遗产税，让富人的孩子们自食其力，给穷人更多的机会。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很震撼的：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受人尊重。我猜想，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跟美国这些年来流行的一种成功观念有关。
这个观念叫重孙辈法则。成功不成功你说了不算，首先要看你儿子认可不认可。你儿子认可你了就有部分的说服力。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富豪可能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成功，但是儿子根本不认可。
他之所以还对你能够敷衍，是因为你给他留下了一笔可以让他任性的财富。所以儿子认可你，也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孙子能认可你，客观性就多一点。因为遗产税让孙子得到的钱已经不多了，他在得不到多少钱的情况下，认可你，说明你除了钱之外，你还留下了别的东西。
最有客观性的是重孙，重孙就是孙子的儿子，按照美国的遗产税的征收的办法，这个财富家产传到重孙那里已经没有了，已经接近于零了，他还尊重你，一定是你在钱之外还干了什么。
如果一个真正让你满意的重孙，他会因为你仅仅是说出了当初定下一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然后再挣他十个亿，再挣他一百个亿、一千个亿，我相信你的重孙如果是真正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不会这样说的。
正如在葬礼上，人们是不会这样给你写悼词的。哪一年，定下了一个小目标，挣了一个亿；哪一年，挣了一百个亿；哪一年，挣了一千个亿；哪一年成为中国的首富，悼词是不会这样写的。
无论是重孙法则还是葬礼美德，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百年之后，人们怎么看待你。你真的是成功的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软性的标准，其实是一个很硬的标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任正非的重孙，在多少年以后，谈起他的祖爷爷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祖爷爷没有挣很多的钱，但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我祖爷爷的公司百分之七十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外。他所在的那个行业，风云变幻，很多巨头瞬间倒下，但是他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行业巨变中，还能屹立不倒，所以我从我的内心里敬佩我的祖爷爷。
对一个企业来说，挣钱当然是硬道理，做一家不挣钱的企业，且不说天理不容，商业法则就不容你，又生存不下去。但是商业的本质是为顾客创造价值，而顺手、顺便为自己创造经济价值。这两个是不能倒过来的。
其实挣钱有点像写文章。现在有很多的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排行榜——某某作家一年挣了多少钱，要这样算下来，莫言是一个很可怜的作家，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算下来也就七八百万人民币，在北京都不能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清华大学办研究院的时候，当时的校长请梁启超推荐人才，梁启超就推荐了陈寅恪。这个校长问说，这位陈先生是哪国的博士？梁启超说，他哪国的博士都不是，陈寅恪精通六门外语，博通十六门语言，包括那些死去的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这样的语言，但是他没有博士学位。
那校长问，那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著作。校长说，那他又没有博士学位，又没有什么著作，那雇他就难了。梁启超说：“梁某一生，可谓著作等身。然以等身之作，不及陈先生寥寥五百字焉。”从这段对话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什么叫数量，什么叫质量。
写作也好，挣钱也好，衡量价值的标准显然不能只是以数量来衡量。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以数量来衡量，而是以质量来衡量。多一个有质量的企业家，多一个更有创造性的企业家，而不是一心想着做什么首富，首富首先是个数量概念，它不是一个质量概念。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真正的崛起是有几个硬标准的，什么是好？第一个标准是，中国人包括教育部长不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而是美国和欧洲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留学；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时候不是我们中国人争先恐后去看美国的大片，而是美国人、欧洲人来争先恐后的来看我们的大片；第三个标准是，不是中国人到国外去买买买，而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到中国来买买买。
如果真正能做到这样就说明中国真正崛起了，而中国的崛起真正需要的显然不是，至少是不止是王健林这样的首富，而是需要更多的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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